主持人语：［学人档案］栏目介绍了学者曹汛，他以老吏断狱般的严谨将史源学等方法纳入建筑史、园林史研究，为古代建筑和中国园林断代索隐，揭开历史真相。（徐翎）

　　曹汛（1935年6月28日—2021年12月6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县（今盖州市）。曹汛幼时双亲亡故，家境贫寒。中学喜欢数学、物理，又热爱美术，一度想报考北大中文系或美术院校绘画专业。195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61年毕业后则专注于中国建筑史以及园林艺术研究。早期于1963年发表题为《略论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发展演变》的长篇学术论文。这个时期他曾在东北林学院、辽宁省建筑设计院奉职；1971年调入辽宁省博物馆。囿于经费匮乏，他的很多田野考察计划未能实施，留下了遗憾，很长一段时间里曹汛将精力转向了建筑学及建筑史的传授。1983年4月，曹汛担任辽宁省文化局主办的古建筑测绘训练班〔1〕教师，向学员讲述中国古代建筑史，传授制图相关的几何学知识和古建筑测绘的具体方法。1986年底辽宁省博物馆拆分，归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同年被评为第一批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曹汛调入北京建工学院（今北京建筑大学），从事建筑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兼授中国园林史等课程。〔2〕亦曾出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在长期从事建筑史、园林史及文物考古研究之余，他还涉足了碑刻书法、唐诗研究、曹雪芹家业史料等相关学科，兼擅绘画，尤其是建筑绘画。晚年增选为辽宁省文物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文物保护研究会会长，同时被聘为辽宁省博物馆顾问。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编著、合著十余部，合计二百余万字。

　　2001年至2008年，曹汛在《建筑师》杂志开设“问学堂论学杂著”专栏；2008年至2013年在《中国建筑史论汇刊》撰述文章，对造园艺术的发展脉络、风格特征以及历史地位做了精微深刻的论述，奠定了园林史的理论基础。2019年出版的《中国造园艺术》汇编了曹汛关于中国园林研究的代表性文章。

　　1930年3月16日，朱启钤先生建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史史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发展。创立之初的学社，大部分成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建筑史及史学训练，有关营造的历史文献也尚未系统地耙梳整理，堪称百废待兴。〔3〕随着梁思成的加入，有力地推动了学社的专业性建设，相继设立了文献部和法式部，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执掌。文献部重在古典文献的梳理，对于古籍中涉及的建筑以及相关建筑工艺、样式进行记载。法式部重在考古挖掘，对建筑遗迹进行勘探、测绘、鉴定、断代，同时将实存建筑与文献进行对照，梳理出古建筑风格演变过程。〔4〕

　　作为梁思成的弟子〔5〕，曹汛在研究中继承了营造学社的建筑文献学体系和考古实践考察传统，他的《期望修定寺，碑刻考证与建筑考古》《修定寺建筑考古又三题》《曹雪芹远祖世居沈阳新证》《涿州云居寺塔的年代学考证》《藏传佛教过街塔和门塔》等论文成果，皆是通过文献与实物相互参证获得，弥补了文献中存在的疏漏、谬误，对建筑本体做出了更精确的考证，修正了关于具体建筑的历史研究。比如他发现：“梁思成发现的佛光寺唐代大殿的断证完全正确，但是其他几处年代鉴定都不够精准，而且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远不止四处，北周和隋代的遗存都有。”〔6〕“嵩岳寺塔建于唐代开元21年，而不是北魏正光元年或正光四年。安阳灵泉寺的北齐双石塔原先是唐初永徽年间三阶教出来。被称为‘隋塔第一例’的周至仙游寺塔的实际年代不早于唐，对其地宫进行挖掘出土的塔铭并非属于隋代，而是唐代。”〔7〕

　　对于建筑史研究，曹汛提出一种“全相位的建筑考古学”方法。他在《苦海，北大开课蠡言》中言道：“建筑考古不仅要考证地面上的古建筑，还要考证地下遗址、老照片、与建筑史有关的一切事物和人，以及著作和文献等等。总而言之是，建筑考古学的课题，是在建筑史的范畴内牢笼万有，无所不包。我称之为‘全相位的建筑考古学’。它的最终目标是支撑建筑史、挽救建筑史学的困境，全面推进传统建筑文化研究之向纵深发展。”〔8〕这一提法将“二重证据法”推至更具体处，不仅涵括了文献检索与文物考古，还连贯了“常”与“变”的时空观。只要不脱离具体之物，则建筑园林的历史研究就能弥细入深，鲜活起来。

　　曹汛曾回忆道：“解放前1930年代，由于陈垣先生的提倡，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的文史学科都专门开过史源学的课，其他一些私立大学也跟着效仿，开过这门课。解放后院系调整，思想改造，批判胡适的繁琐考证，这门课从此便取消了。”〔9〕陈垣先生提倡的史源学课程名为“史源学研究”，又名“史源学实习”。〔10〕其治学方法来源于清代乾嘉年间的考据学，强调对于史料的广泛搜集和考证。具体而言，陈垣首先要求学生抄写该史学著作的原文；其次，进行断句、标点；接着，找出文章中的史料来源，考证出文中的人名以及故事的出处；最后，考释文章中的隐晦之处，辨析文章史料来源及引申，做到“晦者释之，误者正之”〔11〕。

　　曹汛在研究建筑史、园林史之余，熟读《陈垣学术论文集》以及《陈垣书信往来书信集》〔12〕，钻研史源学治学方法。故他始终强调对于原始材料的广泛搜集和考证，并将史料与实物相联系，进一步定位建筑的历史年代及相关史实。他认为，具备确切的历史定位的古建筑才能纳入建筑史学的研究体系，成为研究的标本。基于此，曹汛将史源学、年代学考证视为建筑考古学的核心。他的《戈裕良传考论——戈裕良与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终结》这篇长文即按编年体例一一考述了戈裕良一生所造园林假山作品，从作品的年代中推断出戈裕良生于乾隆中卒于道光中，纠正了以往戈裕良是乾隆时代叠山家的认知。〔13〕再如他通过对《营造法式》作者本名的辨析，对嵩岳寺塔、南禅寺大殿和天台庵正殿建造年代的判定，最终发掘出现存比日本法隆寺金堂更早的北朝木构窟檐〔14〕。

　　曹汛对于史源学的运用，还见于他关于唐诗宋词的研究，由于常常因此得出不同常论的认识，曹汛将自身的学问戏称为“筌学”〔15〕。他从自己的研究心得出发，提出：“史源学、年代学考证离不开文史基础学科，还要切入一些边缘学科。”〔16〕在《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一文中，曹汛将这个兼涉文学史和园林史的问题分析透彻，提出陆游的《钗头凤》写于成都的张园，与绍兴的沈园没有关系；词中的人物并非是陆游离异的前妻而是另外一位女子；情节的故事也并非诀别分手而是相会重逢。〔17〕他的《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解》一文亦曾引起颇大轰动。由于结论的出人意料，曹汛的研究颇引人争议。但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建筑史丛刊》主编贾珺在文章《世上求真客 天台去不还——追忆曹汛先生》中所言，曹汛的“每一篇论文都如老吏断狱，引述大量史料，阐幽发微，锱铢必较，论证严密，努力追寻历史真相”。

　　英国造园家杰弗里·杰里科（Geoffrey Jellicoe）在1954年维也纳大会上谈道：“世界造园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18〕而纵观历史，只有中国的园林艺术延续至今。

　　中国的造园艺术，如曹汛所言，乃“中华民族在适应、协调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思想文化潮流，以至于觉得他们和自然是一体的，他们能够感受到自然血脉中的所跳动的脉搏，于是产生了‘天人和一’的思想”〔19〕。曹汛在研究中按照园主身份以及选址这两个角度对园林进行分类。前者可将中国园林划分为自然风景区、邑郊园林、寺庙园林、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五大类。曹汛认为：“秦汉以前，以皇帝和王公贵族的皇家园林上苑占据绝对上风；自魏晋南北朝起，私家园林开始兴盛，以相对有权的上层阶级为园主的中园开始出现，以士大夫等为园主的小圆亦开始萌芽；直至隋唐，上苑依然比较兴盛，但此时私家小园已经可以和皇家的上苑分庭抗礼了；至宋元，私家园林持续发展，已至上风；于明清之际，皇家园林不得不反过来模仿私家园林形式，取私家园林精华。”〔20〕后者则可总结为从自然到人工的过渡——从偏于荒野的大自然，演变为城市的近郊，最后成为城市之景。曹汛以苏州天平山庄、扬州瘦西湖与苏州藕园为例，说明园林从自然、近郊逐步过渡到城市的不同特性。

　　曹汛将造园艺术放置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看待其发展过程及影响，强调认识中国造园艺术自身具备的内在延续性，从艺术自律性这一角度梳理发展的脉络，他提出中国园林发展的三个阶段：“‘实有深境’的自然主义阶段，叠山如真山；‘似有深境’的浪漫主义时期，将真山大壑抽象精炼于小山之中；‘似有深境’的现实主义时期，回归真实，聚焦表现线〕这一研究为当时乃至现在认识园林假山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框架。曹汛也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种类造园艺术是同时存在的，完美电竞app下载只是在某一时期或阶段成为主流。因此，曹汛补充道：“丰富的叠山艺术史大致、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每一种阶段都有一种风格作为主导，但也就大体而言。事实上，这三者在先后的发展上必然有些交叉错综，不能够机械的分为三段，一刀切齐。”〔22〕

　　曹汛对于中国园林史的研究，将造园艺术融入广阔的文化生活史中观察，他大量地援引古典文献包括书画理论对于园林的记述，检视不同时期的特定人群对于园林的感受与体认。同时他注意到造园主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审美趣味对于中国园林艺术风格产生了影响。曹汛在《略论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发展演变》一文中补充道：“园林叠山，从发展规律上看，时代的风尚固然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是园主的经济地位和欣赏的趣味、个人爱好的不同，也会引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往后的阶段仍然可以再有前阶段的流派和风格的作品产生，这就是说，前两种风格事实上仍然延续下来，直到明、清之际。”〔23〕

　　曹汛特别注意到中国园林的“诗情画意”这一趣味在18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这一跨地域的历史现象发生的作用。正如英国造园艺术家钱伯斯〔24〕所说：“在中国，造园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需要广博的才能，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达到化境。”〔25〕其所暗示的便是中国造园艺术背后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法国贵族吉拉丹亦称：“中国的园林构造景致的，既不应该是建筑师，也不应该是造园家，而应该是诗人和画家。”〔26〕曹汛借用“诗情画意”母题，在中国园林的研究中将物质文化与文学思想、审美趣味相联系，并将其放置在世界艺术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园林艺术的认识和感悟。

　　1986年，曹汛参加了广州艺术座谈会后，应邀至正在开发的深圳参观访问。在实地现场，曹汛省视了人类对于地形的改变，进而著文提出：“这些天然的地质条件理应成为自然美的一种媒介，应当尽量的保留，而推土机的挖掘则将它们铲除，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主体的工程建成之后又在内部现代式的建筑之中堆放起斑驳离杂的琐碎假山，整体极为不协调，古人所提倡自然之境全然被抛弃。”〔27〕他因此痛感当下对于中国古典造园理论研究的疏忽，深觉有必要从此处重新出发。他首先整理发掘了诸多中国古代造园大师，其中更将张南垣视为典范，他指出：“张南垣是古代造园首屈一指的大师，然而却逐渐被历史所埋没，并且时常伴随着误传混乱。然而他的造园叠山作品水平最高，数量繁多，古今中外建筑家鲜有人能及。他所开创的时代和流派对于古典的造园叠山艺术做出了极大贡献，将我国的造园艺术推向了高峰。”〔28〕曹汛深入研究造园大师理论以及造园作品，并且希望这样的学术实践能够为中国的建设发展提供当下与未来的新方向。在《中国明末清初的苏州叠山名家》一文中曹汛谈道：“张南垣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时期的造园大师亦是群星璀璨。在黄金时期之前，浪漫主义时期的造园者，如许晋安、周秉忠、周廷策等，代表着中国造园叠山第二阶段最高成就，亦值得研究与学习。”〔29〕对于张南垣等大师以及造园叠山艺术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尊重历史事实，同时整理了古人对于园林设计的思考和实践，对于现今的园林规划发挥了重要影响。201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为往胜继绝学——曹汛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上，曹汛再次谈及古典园林与现代建筑、现代环境之间互动的相关问题。

　　在建筑史研究中，曹汛继承梁思成的建筑考古学方法和陈垣的史源学、年代学研究方法，将史料文献与文物考古对应，考辨文献的真伪疏漏，“全相位”地勘正古代建筑研究，以获得历史真相。在园林史研究中，曹汛紧紧抓住“诗情画意”的特征，将中国园林艺术研究置于全球语境中确定其独特价值，同时探究诗词、绘画、建筑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书斋研究之余，曹汛基于自身丰富的文物考古实践以及建筑园林史论研究，对当下的城市建筑发展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传达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内涵。

　　曹汛先生的主要著述： 1.《略论我国古典园林诗情画意的发生发展》，《美术史论》季刊1984年第4期。 2.《中国造园艺术概说》，原载王贤明、戴志中主编《中国建筑美学文存》，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3.《〈营造法式〉崇宁本——为纪念李诚〈营造法式〉刊行九百周年而作》，《建筑师》2004年4月总第108期。 4.《走进年代学》，《建筑师》2004年6月总第109期。 5.《网师园的历史变迁》，《建筑师》2004年6月总第109期。 6.《戈裕良传考论——戈裕良与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终结》，《建筑师》2004年8月总第110期。 7.《期望修定寺，碑刻考证与建筑考古》，《建筑师》2005年10月总第117期。 8.《史源学材料的史源学考证示例——造园大师张然的一处叠山作品》，《建筑师》2008年2月总第131期。 9.《建筑史的伤痛》，《建筑师》2008年4月总第132期。 10.《中国造园艺术》，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注释： 〔1〕曹汛《辽宁省举办超短期古建筑测绘训练班》，《古建园林艺术》1985年第4期。 〔2〕现代建筑画选编委会主编《现代建筑画选——曹汛建筑速写》，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3〕王贵祥《中国建筑的史学建构与体系诠释——略论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的两个重要学术夙愿与贡献》，《建筑学报》2019年2月28日。 〔4〕胡志刚《从传统到现代：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的转型》，《天津城建大学报》2014年14期。 〔5〕曹汛《走进年代学》，《建筑师》2004年6月总第109期。 〔6〕曹汛《建筑史的伤痛》，《建筑师》2008年4月总第132期。 〔7〕同〔6〕。 〔8〕曹汛《苦海，北大开课蠡言》，《建筑师》2003年3月总第105期。 〔9〕同〔5〕。 〔10〕孙邦华《浅论史学大师陈垣的大学历史教育实践与思想》，《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6期。 〔11〕谢辉《叩问思想：研究陈垣的新路向——评〈陈垣史学思想与20世纪中国史学〉》，《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8月第42卷第4期。 〔12〕同〔5〕。 〔13〕曹汛《戈裕良传考论 ——戈裕良与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终结》，《建筑师》2004年8月总第110期。 〔14〕曹汛《〈营造法式〉崇宁本——为纪念李诚〈营造法式〉刊行九百周年而作》，《建筑师》2004年4月总第108期。 〔15〕同〔5〕。 〔16〕同〔5〕。 〔17〕曹汛《中国造园艺术》，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第61页。 〔18〕曹汛《中国造园艺术概说》，王明贤、戴志中主编《中国建筑美学文存》，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19〕同〔17〕，第1页。 〔20〕同〔17〕，第3页。 〔21〕同〔17〕，第5页。 〔22〕同〔17〕，第55页。 〔23〕曹汛《略论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发展演变》，《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威廉·钱伯斯于1740年至1749年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期间，曾三度前往中国旅行，研究中国建筑以及中国园林艺术。 〔25〕同〔17〕，第32页。 〔26〕同上。 〔27〕曹汛《中国园林的造园叠山艺术》，《艺术设计研究》2009年第3期。 〔28〕曹汛《造园大师张南垣——纪念张南垣诞生四百周年（一）》，《中国园林》1988年第3期。 〔29〕同〔17〕，第185页。